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然而他发现，其中有某些文章是写给根本就不具有这种学识的人看的，因此这种推测不能成立。 他的第二个推测是主席是搞技术的出身。他的意思是，作者过于投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以至于丧失了与外界沟通的能力。如果情形真是如此，这个委员会为什么会给这门课这种非技术性的名称——“观念分析和方法的研究”？主席并没有技术人员常有的个性。所以这个推测也站不住。 斐德洛干脆放弃研究主席的文章，转而研究委员会的背景，希望能对他的遭遇有所解释。结果证实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他开始看到问题是什么了。 主席的文章充满了像迷宫一样的文句，让别人几乎完全无法了解他究竟在说些什么。这种情况就像你进入了一个房间，里面的人刚刚结束一场激烈的辩论，每一个人都静下来，没有人说话。 我记得一个片断，斐德洛站在芝加哥大学的长廊里，和委员会主席的助理交谈，他用侦探似的口吻说道：“在提到委员会的时候，你们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名字。” 主席助理说：“谁？” 斐德洛用很权威的语气说：“亚里士多德……” 对方震惊了一下，然后像被抓到但没有犯罪的被告一样，大声笑，一直笑了许久。 他说：“哦！我明白了，你不知道…… 任何有关……”然后他自己又想了一下，决定什么都不必再说了。 我们来到通往火山口湖的岔口，然后沿着一条干净的公路进入国家公园——里面清理得非常整洁。虽然完全在意料之中，但是并不表示它具有良质。然后我们转到通往博物馆的路上。这里仍是白人到来之前的景象——到处流淌着美丽的熔岩，参天的树林里，看不到任何啤酒罐。白人来了之后，一切看起来都虚假多了。或许国家公园管理处应该在熔岩的中央堆起一些啤酒罐，那样可能就显得有生气多了。没有啤酒罐仿佛缺少了什么。 我们在湖边停下来，然后下车舒展四肢，一面忙着和拿着照相机的观光客聊天，一面大叫：“不要靠得太近！”来露营的人车牌都不一样。站在火山口湖边，只觉得它就像在相片里一样。我发现其他观光客的脸上也是一片木然。我不是厌恶这一切，只是觉得这里的景致缺乏真实感，这个湖的良质被它所刻意强调的特色掩盖住了——如果你强调某一样东西具有良质，那么良质很可能就消失不见了——良质不是刻意强调的，而是你从眼角瞄到的事物。于是我望着下面的湖面，身后照来寒意逼人的阳光，吹来凝重的风，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克里斯问我：“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来看湖。” 他不喜欢这里，他觉得它太做作，于是皱着眉头，想要找出个准确的词来形容，最终他说：“我讨厌这里。” 一位女观光客很惊讶地看着他，然后面露厌恶的表情。 我问他：“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克里斯？我们必须一直走下去，一直到我们找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或者找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明白吗？” 他没有回答。那位女士假装不听我们的谈话，但是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以看出她仍然在听。我们走回摩托车旁，我想说什么，但是又想不出来。我看到他在流眼泪，但是他把头转开，不希望让我看到。 于是我们离开公园朝南而行。 我刚才说到委员会的主席助理当时大吃一惊，他之所以这么惊讶，是因为他发现，斐德洛不知道自己正身处本世纪最著名的学术纷争之中。一位加州大学的校长将其形容为史上为改变一座大学的课程所做的最后努力。 斐德洛的阅读挖掘出一部简明的历史，也就是在三十年代早期发生的、对实验性教育的著名反叛。“观念分析与方法研究委员会”就是那个反叛留下的痕迹。那个反叛的领导者是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他当时已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还有莫蒂默?阿德勒，他的作品主要研究证据规律的心理学背景，有点类似于哈钦斯在耶鲁所完成的工作；斯科特? 布坎南，一位哲学家与数学家；其中对斐德洛来说最重要的是委员会的现任主席，时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斯宾诺莎主义（一种一元论哲学主义，认为所有实体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物质，通常称为上帝或自然，而人的头脑及身体都是这种物质的象征——译者注）者与中世纪研究者。 阿德勒将对证据的研究与对西方经典著作的阅读相结合，产生了深具说服力的信念，即人类的智慧在近代进步得相当少。他持续地追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阿奎那吸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使其成为自己对希腊哲学及基督教信仰的中世纪综合的一部分。 阿奎那的作品及他所诠释的希腊人的作品，对阿德勒而言是西方智慧遗产的精华，因此也成为好书的准绳。 在由中世纪经院学者所诠释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中，人被视为理性的动物，能够找寻并界定优良生活，而且最终可以实践它。当这个有关人的本质的“第一原则”被芝加哥大学校长所接纳，不可避免地，它会在教育界产生回响。芝加哥大学有名的伟大典籍计划，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脉络重新组织的大学结构，还有“学院”的建立，以及学生从十五岁开始阅读经典著作，都是某些回响的表现。 哈钦斯拒绝这样的观念，即实验的科学教育能够自动产生一个“优良的”教育。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抓不住良质，无法将其作为探究的对象，这使得让科学提供价值等级成为不可能的事。 阿德勒和哈钦斯基本上是关心生活的“应为”、价值、良质以及良质在理论层面的哲学基础。因此很明显地，他们曾跟斐德洛走过同样的方向，可是都或多或少地以亚里士多德为尽头并停在那里。 那里就有了抵触。 有些人想承认哈钦斯对良质的界定，却不愿意将最终的权力交给亚里士多德传统去定义价值。他们坚持，价值不能被固定，而一个有效的现代哲学，不需要考虑古代与中世纪典籍表达过的观念。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整件事情只是就一些含糊概念而发出的崭新而自负的胡话。 斐德洛并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抵触。但是它似乎的确与他想研究的领域相关。他也认为没有任何价值可以被固定，但是说价值应该被忽视，或者价值并不以实体存在是毫无道理的。他也对将亚里士多德传统作为价值的定义者存在敌意，但是他并不认为应该不考虑这个传统。这种种问题使他陷入困境，而他想知道得更多。 在创造这样一种狂热的四个人之中，委员会的现任主席是惟一在世的。 大概是由于阶级的衰微或其他什么原因，他在斐德洛所提到的人中并未获得和蔼可亲的评价。他的和蔼可亲不为任何人所承认，而且很锐利地被两个人所驳斥。其中一个是大学主要科系的系主任，形容他是“可怕的人”，而另一个人则持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学位，说这位主席以他自身的副本为事业标准。这两个人没有一位是生性爱报复的，而斐德洛觉得他们所说的是真实的。这点后来更被他在系办公室的一个发现所证实。他想跟委员会的两位研究生谈谈，以对委员会了解更多，而他却被告知，委员会有史以来只颁发了两个博士学位。很显然地，要想让良质的现实走到台面上，他必须战斗并征服委员会主席，但由于他的亚里士多德观点，这战斗甚至不可能开始，而他的脾气也极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构成了一幅非常沉郁的画面。 于是他坐下来，提笔写信给芝加哥大学“观念分析与方法研究委员会”主席。这是一封只可被描述为想被开除的挑衅信，作者拒绝安静地闪躲到后门，取而代之的是，他创造出有分量的一景使对立者不得不把他轰出前门，从而给与这挑衅前所未有的重量。稍后，他提起精神到街上去，在确定门已完全关上之后，他使劲地捶着它，让自己疼痛，并说着：“好吧，我试过了！”通过这个方式来减轻良心的负荷。 后来斐德洛决定写一封信给主席，说明他现在实际研究的范围是哲学而不是英语作文。接下来他说，把研究分成实质和方法两个范畴，是源自于亚里士多德二分形式和实质的方法，对拒绝二元论的人而言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们认为这两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他说，他并不是很确定，但是支持良质就是反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如果这个论点是真的，他必须要找到适当的地方发表。任何一所伟大的学校必然能接纳对它基本理论的挑战，否则就是二流的学校。斐德洛宣称他的研究正是芝加哥大学所期待的。 他承认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但他自己无法完全公正地判断自己的论点，有谁能毫无成见地评价自己的论点呢？如果有人能提出一个突破东西方哲学的理论，同时还能结合宗教的神秘主义和科学的实证主义，那就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了，这样的理论会把这所大学推到前所未有的地位。然而在芝加哥大学，没有人真正接受这种理论，除非他把某个人给赶出去——那就是亚里士多德。 接着他说得更夸张，充满了幻想。 你会察觉，他已经不再重视他的言论对别人的影响力。因为他深陷在良质的形而上学之内，无法看清外界的事物。由于没有人了解他的内在世界，因此他完了。 我想当时他一定觉得自己说的是真的，所以他的态度或是表达方法是否恰当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认为自己说的太重要了，没有时间做修饰的工作。 如果芝加哥大学对他说的美学比对理性更感兴趣，那么它就丧失了建校的原始目的。 情形就是这样，他真的这样相信，这不是另外一个需要现有理性方法考验的新思想，而是对现有理性思想的修正。 一般来讲，如果你在研究中要发表新思想，你必须保持客观和冷静的态度。但是研究良质则推翻了这种假设。这种态度只适合用在二元化的学科上，因为只有通过客观才能产生精辟的二元论，但是具有创意的良质则不然。 他深信已经解决了宇宙间一个巨大的谜团。用一个字眼——良质——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二元论思想的难题。他不愿意再让任何人把良质分成两半。如此一来，他就无法明白为什么别人认为他的言论难以置信。就算他明白，他也不会在意。他的说法是很夸大，但假如是真的呢？如果他错了，没人会在乎。 但是假如他对了呢？如果为了取悦老师，而把自己对的成果抛弃，那才是最恐怖的做法！ 所以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自己一味狂热地投入研究。那些日子里，他活在孤独的宇宙中，没有人了解他。 愈多人表示无法了解他，或是厌恶他的理论，他就变得愈狂热，愈不受欢迎。 他这封信意外地得到了回响。委员会接纳了他的申请。但由于他实际研究的范围是哲学，所以他应该申请哲学系，而不是这个委员会。 于是斐德洛按要求申请，然后他和家人收拾好行李，向朋友道别，准备出发。正当他把门锁上的时候，邮差送来了一封信，是芝加哥大学寄来的。信上说，他没有得到入学许可。 很明显，委员会主席在其中作梗。 斐德洛向邻居借了纸笔写信给主席，声明他既然已经被委员会接受，就应该去报到，这是合法的。但是斐德洛的言词有些火药味。从这位主席千方百计地想把他排斥于哲学系之外，可以看出他很可能没办法真正地摒弃他。即使他收到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也无法再有任何举动。这让斐德洛增加了不少信心。 他们不准备暗地里做手脚，他们要不把他从前门给轰出去，要不就接纳他。或许他们连这个也做不到。这样倒好，他希望自己的论文不要欠任何人情。 我们沿着克拉马斯湖的东岸而行，那是一条三线道的公路，颇有二十年代的风味。那个时代建造的公路都是三线道。我们在路旁的餐厅吃午餐，这间餐厅也是二十年代的情调。早已需要油漆的木头窗框，窗户上闪着啤酒招牌的霓虹灯，屋前的草坪上铺着小石子。 洗手间里的马桶早已龟裂，洗手台上也布满了油垢。吧台后面的老板也有二十年代的长相，十分单纯，一点儿也不冷漠，挺着腰杆子。这里仿佛是他的城堡，我们就像他的宾客，如果我们不喜欢他的汉堡，最好闭上嘴。 汉堡端上来，里面夹着大片生洋葱，吃起来非常美味。用餐的时候，我从地图上发现我们很早就转错了弯，因而可能提早骑到海边。现在的天气十分炎热，紧接着西部沙漠的酷热，西海岸粘湿的空气让人的情绪颇为低落。希望尽快到达海岸边，那儿要凉快多了。 我在克拉马斯湖的旁边想这些事。 湿热的空气，还有二十年代的恐慌……这正是当年夏天芝加哥的感觉。 斐德洛和他的家人抵达芝加哥之后，就在学校附近住了下来，由于他没有奖学金，所以必须到伊利诺伊大学专任修辞学老师，这座大学坐落在海军码头，突出于海面上，不时会飘来恶臭，温度也很高。 这里的学生和蒙大拿州的不一样。 优秀的高中生都去了钱皮恩和厄巴纳校区，他所教的学生都属于丙等。由他们交上来的报告，你分辨不出好坏。在其他情况之下，斐德洛还可能想些别的办法来提升他们的水平，但是由于这份工作关系生计，所以他不愿意出任何意外，于是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另一所学校。 他来到芝加哥大学的注册处，把他的名字告诉正在负责注册的哲学教授。 他注意到，教授听到他的名字后，表情变得不一样。教授表示，委员会主席已经让他去上“理念和方法”的课，由主席亲自教授。